善用留日時期所學所見所聞
為台灣社會點上一盞傳遞感恩與關懷的燈 留日達人

　　畢業自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電影編導科的張光斗，在旅行社服務過，最後落腳於報社，雖然不是電影專業，多少也是與傳播產業有關，並且因表現出色，深受老闆的器重，甚至爾後進入《民族晚報》才一個月，就有人來挖角。可是張光斗並沒有就此感到滿足，「我沒有應允，一樣繼續待著。但仍有一個問題，就是工作做久了沒有挑戰性，太容易了。」對現況與未來的不滿足，讓他思變。也是在這個時候，一位曾留日過的導播建議他不如就到日本去，「那個年代講到出國，就是去美國。可是我工作非常忙，晚報的每日工作量相當大，我大概每晚的半夜就開始寫稿，上班前讓一個特稿先出去，上班後再一個新聞稿，卯起來就是每天三～四千字的稿量，這讓我並沒有時間去準備托福。認識的導播跟我說去日本不用考托福，有入學許可就能去了，加上當時的台灣雖然還沒有解嚴，但電視台已經開始模仿日本的綜藝節目了，我就也想去了解一下日本的電視到底是什麼情況。所以我就決定去日本了，去個一年，把自己存的錢用完就乖乖回來。」

　　想著去日本待個一年就回來的他，卻在各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下，一口氣就待了12年，不但完成了學業，更從社會大學中得到許多寶貴的體驗，其價比黃金，無與倫比。

成功跨過語言的門檻　感受融入社會的瞬間

　　張光斗坦承自己還是聽不懂上課內容，「其他同學就講把專門學校的2年混完就好，但我的想法是把日語學會比較重要。」專門學校那時的學費是50幾萬日圓，就算是浪費，他也毅然決然的從專門學校退學，轉到日本語學校去學語言，「我想說再不濟把日語唸好就好，那個年代會日語的人不多，回來台灣找工作會很好找，所以就這樣決定了放棄專門學校去唸日語。」

轉換學習方向的張光斗是非常不安的，從入門開始學，動詞的五段變化還要到下一個等級才會學到，近乎什麼都聽不懂的他，在那幾個月中簡直能用度日如年來形容，「當時在日本的友人伉儷請我吃飯，跟我說我的臉看起來很『こわい』。我因為看不懂聽不懂，一直很緊張，臉整個繃得很緊。他們勸我不用擔心，久了就會，先放鬆，像海綿一樣吸收新的東西，有一天會忽然間就會了。」就像友人伉儷所鼓勵的一樣，那個「有一天」突然就來了，「應該是1982年的下半年吧。我住船橋，每天搭電車上學，那一天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到了秋葉原站要換搭中央線時，車上的廣播說『秋葉原、秋葉原、秋葉原到了，不要忘了你的隨身行李，尤其是你行李架上的東西，不要忘記』，我發現自己在那個當下知道它在講什麼了，那個狂喜，我始終記得。也是那一刻起，我忽然間覺得自己開始融入那個社會。」那個經驗對他的鼓勵非常大，在那一剎那開竅以後，忽然間他就變得非常有自信，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問題了，要飛大阪採訪也沒問題，只要工作有需要，他就能自在行動。

看到社會不同層面　接觸台灣無法觸及的資訊

　　完成大學學業後，張光斗覺得自己既然都已經來到了日本求學，除了下意識裡想著唸個學位起碼讓父母覺得自己有出息之外，更是被「想帶點什麼回台灣」的使命感所驅動，進而決定前進大學院，攻讀碩士課程。在對外正式的求學經歷中，都不曾提到的是，他曾經是早稻田大學大學院的「研究生」（跟台灣的定義不同，比較像是有學籍但不被承認學分的旁聽生），但忙碌的工作與生活的重擔讓他無法做一個單純的學生，以應付龐大的課業壓力。依然是工作第一的他，只能放棄早稻田的研究生身份。然而這段將近2年的時光，並不是白費，「我看了很多的電影，是以前在台灣碰不到或不可能看到的電影，比如黑澤明、或北歐的電影等。在早稻田的這2年，讓我對藝術的眼界更廣。」

　　放棄早稻田的研究生身份，不表示張光斗攻讀學位的心就此平息，「我決定放棄唸電影的研究所，那相對地，我該要學什麼，才能讓我回到台灣可以用得到？關鍵就在於未來的路吧。我那時還沒有想好回台灣後要做什麼或者是我能做什麼，但我若是有個社會學的資歷，不但對做記者多方面的學習有益，以後回到台灣若是想要走教職也能成為一個方向。所以我才決定去考明星大學的社會學研究所。」

　　要說在日本求學的這段經歷中，哪一段的影響最深刻，張光斗認為是在日本語學校的期間，「那2年的難度與挑戰性，是遠遠超過後面10年的。我認識的一些留學生，有撐不下去就放棄或乾脆去了美國的，但在這關鍵的2年中，我沒有自己放棄自己，就這樣熬了過來，不看別的收穫，我也至少混出了一個語言可用。」但整體來說，能夠在日本接觸到許多在台灣無法觸及的資訊—在中國電影節看到許多在台灣看不到的電影、看到了在台灣看不到的溫布頓網球賽等，「別人接受不到的，我接受到了，那種飽滿充實的資訊，讓我感到非常歡喜。這段留日經歷，對我來說，是人生的黃金十年，是再多的錢都換不來的、無與倫比的幸運。」（更多精彩內容，請參閱《留日情報雜誌106期》）